姜子牙辅佐的是周武王还是周文王-凯发天生赢家

姜子牙，姜姓，吕氏，名望，号飞熊，商朝末年人，被西伯候姬昌拜为“太师”，尊称为太公望。姜子牙熟读文韬武略，辅佐武王伐纣，建立周朝，并被册封为齐侯。武王逝去之后，周成王继位，姜太公继续辅佐执政的周公旦治理天下。

周朝开立，姜太公居于首功，其才学渊博，被尊为百家宗师。那么为何周武王临终托孤时，没有将辅政重任交付于姜子牙，而是交给了周公旦呢？这还要从武王伐纣灭商时开始说起，不过我们不妨借用另一段历史进行类比，共同推演一番发展脉络。

商朝中期，从商王仲丁时期，王室宗亲接连发生储位之争，并导致商朝屡屡迁都，直接导致王庭衰落，诸侯逐渐叛离。由于商朝初年的继承制度采取的是“父子相传”和“兄终弟及”混合在一起的模式，因此时常会造成混乱，仲丁以及其后诸王的纷争延续近百余年，直到盘庚迁殷之后，才算终结，史称“九世之乱”。

东汉末年，群雄争霸，在一番龙争虎斗之后，曹操从诸多豪强中脱颖而出，一跃成为最具实力的存在。曹操晚年，长子曹昂已经逝世多年，续弦正妻丁夫人的三位儿子曹丕、曹植、曹彰为争夺世子大位，在朝野内外展开殊死搏斗。最终曹丕以一敌二，在获得颍川、河内等地的豪族世家的强力支持后，继承魏王爵位，后又篡汉登基称帝，建立曹魏政权。

为了防范九世之乱的惨剧再度出现，盘庚之后的历任商王逐步将嫡长子制度固化起来，并对王室宗亲和旧贵族们严加防范。然而此举不仅导致宗亲内部离心，更导致内服外服制度下的方国，纷纷远离王室。当西岐孟津观兵之时，天下诸侯已有大半站在周的一边。等到武王伐纣之时，除却尚在淮夷平叛的商军主力外，商王帝辛再无外援。当淮夷的奴隶军倒戈一击之后，牧野之战、血流漂杵。商王帝辛死后，被周武王取谥号为纣，世称商纣王。

曹魏建立之后，曹丕推行新政，虽面临宗亲掣肘，但亦为过多削弱曹氏宗族。然而随着时局的演变，曹魏三代君王皆需仰仗以司马懿为首的世家子弟，才能治理朝政，最终使得宗亲势力在高平陵政变后灰飞烟灭。到了司马昭专权之时，其心路人皆知，然而身为皇帝的曹髦竟然只能率领身边随从，亲自讨伐司马昭。但最终事情败露，被贾南风之父贾充指使手下人弑杀，死后被废为庶人。

周朝前两代君王，周武王和周成王均曾广封天下诸侯。其中尤其以姬姓宗亲诸侯的爵位最高、地盘最为肥沃。而功劳显赫的姜子牙则被封到了齐地，也就是现在的山东丘陵一带。此处乃莱夷和淮夷等众多东夷部族的所在地，可见在周朝版图中的地理位置之偏僻。周天子汲取商朝灭亡，无王族拱卫的教训，不仅在京畿附近设立了郑、晋等同宗诸侯，甚至在遥远的燕、吴等地同样设下钉子，监督各处诸侯。正因如此，周武王临终之前，决然不会让姜子牙掌控朝局，而是将朝政大权交付到了自己弟弟周公旦的手中，才更为放心。

与周武王相同，晋武帝司马炎篡魏称帝之后，对曹魏亡国之君曹奂的处境，可谓是身临其境。更为重要的是，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豪族世家完全控制的大一统王朝，保护士族利益是巩固自身统治的基础。但过分仰仗士族，势必会引发世家权势的膨胀，威胁到晋朝司马氏政权的统治。所以为了防止出现曹魏那样的窘境，西晋广泛分封宗亲藩王于各地，以此作为宗室藩屏，稳固江山。

周天子的分封体系，未能阻止大权旁落的局面出现。西周时期，不仅仅是南方的子爵楚国频频作乱，东方的姜太公后代子嗣同样不满足于周室天下。到了春秋时期，第一个挑头称霸的正是姬姓诸侯郑庄公。此后天下诸侯争霸愈演愈烈，越发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了，起初还能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，到了后来天下诸侯已经浑然不当周室存在了。这便是孔子口中的礼崩乐坏。

春秋时期姬姓诸侯的离心是经历了数百年的漫长岁月，西晋年间的八王之乱却距离晋朝建立不过几十年时光。八王之乱是司马氏藩王之间的一场旷日持久的内部厮杀，不仅严重损耗了司马氏的皇族势力，更促使中原地区流离失所、十室九空，并直接导致了永嘉之乱的发生。

综上所述，我们会发现，周武王最为忌惮的是出现王室无宗室藩屏的局面，被外人篡夺。虽然此后的历史演变，周朝最终还是被秦所取代了。

当然，周武王不愿托付给姜子牙的另外一个原因，是他当时年岁已高，足足有70多岁了。唐朝诗人杜甫曾有诗云：‘人生七十古来稀’，更何况是更为久远的先秦时代。另外正值壮年的周公旦，其治国经验并不亚于姜太公，有如此优秀的选择，又何必选择外人，徒增隐患呢！